此外,《新新新闻旬刊》还刊发有董每戡作品数种,对《董每戡集》有重要的补遗之功.比如剧本《最后的吼声》虽然已收入《董每戡集》,并附"《最后的吼声》版本一览",列出 1949年以前的版本 3种
以下为本篇论文正文：
"鲁迅纪念研究"已是近年鲁迅研究的一方重要领域和一个活跃的学术增长点.2011年,在学界第一次对鲁迅纪念进行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,作者程振兴的博导商金林在序言中坦言:"我以为就鲁迅研究而言,'鲁迅纪念研究'是鲁迅研究史上一个宏大的学术命题,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.鲁迅是如何被建构、被塑造成'鲁迅'的?这其中各种社会力量经历了怎样的排列组合,这一段历史呈现出何种感性面貌,都需要研究者丢开理论预设,回到历史现场,将问题'重新历史化',追溯'鲁迅形象建构的历史起源',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'知识考古学'的工作".①商先生说得非常"学术",而王得后于此书的序言中有一段话说得更加形象而颇有"风情":"鲁迅逝世以后,什么时候,在什么地方,什么人纪念鲁迅,说了些什么,他们所说的和鲁迅生前的言论、作为有怎样的关系,是一个非常撩人的题目".②笔者在翻阅抗战时期成都创刊的非文学期刊《新新新闻旬刊》时,发现在 1939年 11月 21日出版的 2卷 12期刊有"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",辑内收文六篇,分别为田禽的《学习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》,董每戡的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,光未然的《鲁迅逝世三周年挽歌》,李束丝的《忆鲁迅》,侯枫的《关于鲁迅先生的追忆》以及欧阳文甫的《从鲁迅书简谈起》,均未收入《1913-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着资料汇编》(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-1989年版),也未见于《鲁迅研究书录》(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),以及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)等着述中,确乎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黄尘之中,值得关注、介绍和研究.本篇先行辑录董每戡文字并略作讨论.
一、董每戡作品集及其生平
董每戡是着名戏剧家和戏曲史研究专家,1999年 8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有黄天骥、陈寿楠编《董每戡文集》(上中下三厚卷),2011年 5月岳麓书社出版了陈寿楠、朱树人、董苗编的"比广东高教社版多出约一百万字,且据手稿对原着做了全面校订"③的《董每戡集》(五卷本).在文学史上,郑绩"不带新八股色彩的别具一格的区域文学史着述"④《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》称董每戡为"天暴星",在三十六天罡中排在董辛名、穆时英前面.⑤在传记方面,马必胜撰写的《南戏乡亲董每戡传》是董每戡的第一部传记,是"值得肯定的填补空白之作".⑥综合前述相关资料,可以简要介绍董每戡生平着述如下:
董每戡,1907年 6月 30日出生,浙江温州人,原名国清,又名华.曾用名杨大元、杨每戡,又曾以每戡、戈力士为笔名.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,主修戏剧,在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.1927年"四·一二"政变后回温州开展农民运动,被通缉,潜入上海从事戏剧活动,创作独幕剧《频伽》等,曾拜访过鲁迅.1928年底赴东京日本大学文学院学习戏剧,1929年底回国.
1930年与胡也频同赴济南省立高中任教,组织"浅草社",创办"浅草"副刊,数月后回到上海.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.1932年任上海中国公学讲师,郁达夫为其词集《永嘉长短句》作序.1933年任南海剧社等社团导演,完成《C夫人肖像》《饥饿线上》《典妻》等名作.1934年流亡日本,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,在长沙成立战斗演剧队和一致剧社,后任职政治部第三厅六处戏剧科,内迁成都、贵阳后,先后担任航空委员会"神鹰剧团"和贵州省教育厅戏剧施教队的编导,创作《神鹰第一曲》《最后的吼声》《保卫领空》等剧本,与侯枫、李束丝、田禽等自费创办《戏剧战线》月刊.
1943年秋任内迁到三台的东北大学教授.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上海剧专、大夏大学等校任教授,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,完成《中国戏剧简史》《西洋戏剧简史》《西洋诗歌简史》等成果.1949后任湖南大学教授,1953年调往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,与陈寅恪等时有唱和,1956被评为二级教授,1957年"反右"运动中受到批判,避居长沙尤备受磨难.直至 1979年 5月 4日,董每戡才重回中山大学,却于 1980年 2月 13日病逝.
二、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辑校及《新新新闻旬刊》简介
董每戡这篇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不足600字,没有收入《董每戡集》,也未见《董每戡着作系年》等研究资料提及,但提供了不少重要的信息,是一篇新发现的值得特别注意的董每戡佚作与鲁迅研究资料.兹照录如次:在大学里做学生的时代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就起了敬慕之念,一心只想见见这位文士,及至鲁迅先生南下住到上海来的时候,却又打断了去见他的念头,因为鲁迅先生是名人,去见他只怕犯了求提拔之嫌.所以始终不曾敢去,可是后来却为了一个朋友的一部稿子要他介绍给北新书局的缘故,才和朋友去找他,一见之后就觉得鲁迅先生很好.
当时上海正出了一种堕圆⑦形的香烟名"爱神牌"⑧是最廉价的一种烟,鲁迅先生就用那种烟招待,先生的烟瘾实在大.一枝一枝的连接着抽,同时也劝我照样抽,我真吃不下,他总是说:"很便宜,不妨多抽".他一边抽着烟,一边谈他南下后的日常生活,离不了写作,看书,抽烟.
从那一次之后,我知道了先生不止有学问,而且极用功,和他谈了话,我便下意识地受了传染,改改过去不大看书的癖.后来我去了一趟日本,过一两年回来,先生还住在上海,时常在内山书店见面,记得在一个文学研究所里边同过事,他在那儿担任了两小时中国小说史,我担任了欧洲文艺思潮史,但该所不久停办.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仅此而已,然而我无时无刻不追念先生,我觉得现代的文人中只有鲁迅先生确是道德文章都好的人,他不会"空肚子装大老官",同时有话就说,爽直痛快,精神永远是那样坚毅,心情永远是那样年青,在目前的一些文士中有第二个缘⑨他的吗?我无所见.
先生逝世三周年了,先生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死,也许永远不会死,当然,谁能说鲁迅先生死了呢?十,五,于神鹰剧团《新新新闻旬刊》初名《新新新闻每旬增刊》,创刊于 1938年,7月 7日出版创刊号,"直接订户随报附送不另取费",1939年 1月11日第 19期起改为单独订阅,刊名也简化为《新新新闻旬刊》并沿用至停刊.1939年6月 21日出版第 35期,结束第一卷.1940年 6月 21日出版第二卷 36期,结束第二卷,其中 1-2期、23-24期、35-36期为合刊.
1941年 6月 21日出版第三卷 36期,结束第三卷,较多合刊,甚至还出现了 4期合刊的情况.1942年 7月 1日出版第四卷 34期,结束第四卷,也有数期合刊.1943年 10月 11日出版第五卷 34期,结束第五卷,均为两期合刊.1943年 11月 1日出版第六卷 2期,后未见继续出版,就此终刊.刘增人等编着的《1872-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》录有《新新新 闻 每 旬 增 刊》条 目,内 容 为 "旬 刊,1938·7·7创刊于四川成都,熊子骏等编辑,'成都新新新闻报馆'发行,1943·11出至第 6卷第 2期停刊.主要栏目有时评、论着、现代文献、国风、文艺、大众论坛、法规汇编等".⑩这是难能可贵的,但没有列出主要作者,没有提及"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"与"平原诗页"等重要内容,又是有些遗憾的.在这份少人问津的从诞生到终结都未离开过成都的非文学期刊上面,刊发有郭沫若、茅盾、陈独秀、夏衍、萧军、何其芳、周文、朱光潜、罗家伦、光未然、熊佛西、陈翔鹤、陶行知、任钧、罗烽、白朗、董每戡、侯枫、田禽、吴虞、程千帆、沈祖等名流的诗文作品.其中颇具特点的激动人心的抗战诗歌、抗战戏剧、抗战小说与抗战散文,折射着丰富复杂的抗战文学现场之面影,值得进行专门的梳理和研究.
三、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的意义与引发的讨论
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这篇董每戡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佚文重见天日,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.
一是进一步印证关于"董每戡与鲁迅"的某些观点.董每戡与鲁迅的交往次数虽然不是很多,但是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和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的火热,已经有成果涉及二人交往的问题.比如朱正的《董每戡同志二三事》就披露了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在长沙找董每戡求证鲁迅 1928年 5月 2日日记之"午后金溟若、杨每戡来"的情况,称"董每戡同志马上证实了:这杨每戡就是他,而且并不是笔误",瑏瑡提供了注释这几天《鲁迅日记》的有用的资料.朱正还记录了董每戡关于"杨每戡"之名和为了什么事情拜访鲁迅的说明,关于请郁达夫送票给鲁迅看三幕剧《C夫人自传》(董每戡编),鲁迅来看了并予以鼓励的回忆,以及"我曾经多次怂恿董每戡同志写回忆文章,我说,把你说的这些写下来吧,把你和鲁迅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都写下来吧,这都是史料啊.董每戡同志苦笑了.
怎么能写呢,他现在是圣人了,而我却是这样一种政治身份!我说,先慢慢的写下来,不急于发表,保存史料嘛.他怎么也不肯写.后来,在韧性的比赛中他比我不过,终于答应了:等右派分子的问题解决了,一定写"瑏瑢的情形.再如董每戡的另一友人卢礼阳还专门撰有《董每戡与鲁迅的交往》,这是笔者所见目前唯一的一篇在题目中同时出现"董每戡"和"鲁迅"的研究资料,虽未提供重要的新鲜信息,但其"此后,董每戡先生与鲁迅先生的交往,未见当事人的记述,一些知情者回忆也无涉及.要不是病魔过早地夺去了董每戡先生的生命,他很有可能留下记述鲁迅先生的篇章"瑏琐的遗憾既是学人共同的遗憾,也可以凸显董每戡这篇佚作的可贵之处.囿于资料,其时朱正和卢礼阳均不知道董每戡其实已经写过回忆鲁迅的文章,而且还不止一篇.一篇是"原载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 20周年专刊》,中山大学校刊编辑委员会,1956年 10月 19日出版"的《难忘的印象》,已收入《董每戡集》第 5卷.此文也回忆了 1928年"为了替一个朋友的一部译稿寻找出路,去访鲁迅先生",以及 1930年后"当时左联办了一个'文学研究所'(名称是否这样?记不得了).在威海卫路,鲁迅先生要亲自出马教《中国小说史》,我也担任了《欧洲文艺思想史》一课,满以为从此有机会可以和先生多接近,不料这个研究所办不到几个月就被巡捕房查封掉,先生有否去上过课,我都记不清楚了"瑏瑶等情况.另一篇就是新发现的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.此文不仅可以进一步印证董每戡与朋友(金溟若)一起访鲁迅以及在"左联"附设机构短暂同事的史实与观点,而且"及至鲁迅先生南下住到上海来的时候,却又打断了去见他的念头,因为鲁迅先生是名人,去见他只怕犯了求提拔之嫌"与"他现在是圣人了,而我却是这样一种政治身份"之间都有着一以贯之的董每戡先生风骨,会因为"求提拔之嫌"而不去巴结鲁迅,会因为"是圣人了"而不去回忆鲁迅.
二是再一次补充董每戡与鲁迅交往的生动细节.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与《难忘的印象》虽然都是董每戡在不同时期纪念鲁迅,回忆与鲁迅交往的文章,虽然其中关键内容可以互相参照,有相似性,但也各有特点,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交往细节.比如关于鲁迅吸烟的一段回忆,就非常新鲜而生动:"当时上海正出了一种椭圆形的香烟名'爱神牌',是最廉价的一种烟,鲁迅先生就用那种烟招待,先生的烟瘾实在大.一枝一枝的连接着抽,同时也劝我照样抽,我真吃不下,他总是说:'很便宜,不妨多抽'.他一边抽着烟,一边谈他南下后的日常生活,离不了写作,看书,抽烟".这段文字是关于鲁迅吸烟嗜好的又一生动描写,不仅写出了鲁迅对第一次来访的青年的坦诚相见与热情招待,而且可以和鲁迅日记、书信和诗文中关于吸烟的文字一起,和许广平、萧红、夏硏尊、郁达夫、李霁野、阿累……回忆鲁迅吸烟的作品一起提出一些有趣的话题.比如作为"烟民"的鲁迅,比如鲁迅吸过的香烟品牌,比如鲁迅对香烟贵贱的态度,等等.鲁迅在 1928年 6月 6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"我酒是早不喝了,烟仍旧,每天三十至四十支.不过我知道我的病源并不在此,只要什么事都不管,玩他一年半载,就会好得多.但这如何做得到呢.现在琐事仍旧非常之多",瑏瑥这每天30-40支的频率,的确是"烟瘾实在大",而且需要"一枝一枝的连接着抽"才能做到.将董每戡这篇佚作和许广平的《鲁迅先生的香烟---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》
读也很有意思,许先生说"凡是和鲁迅先生见面比较多的人,大约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手里面总有一枝烟拿着,每每和客人谈笑,必定烟雾弥漫",而董每戡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果然有"烟",且还不是"见面比较多的人".许先生回忆"我头一次到他北平寓所访问之后,深刻的印象,也是他对于烟的时刻不停,一枝完了又一枝,不大用着洋火的,那不到半寸的余烟就可以继续引火",董每戡眼中也是"一枝一枝的连接着抽".许先生认为"他嗜好抽烟,但对于烟的种类并不固定,完全以经济条件做基础",提及在北京吸的"红锡包"(此文在《文萃》初刊时,称"名称不记得了"),最爱好的"黑猫牌"与廉价的"品海"牌等,懊悔"尽是买些廉价品的香烟供给他";而董每戡记忆里也是"最廉价的一种烟",而且记下了其特殊的形状"椭圆形",与俗气的品牌"爱神牌",扩大了鲁迅吸过的香烟品牌之阵容.在夏硏尊的《鲁迅翁杂忆》中,"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,这几年来,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,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,品海牌一类的卷烟.他在杭州的时候,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",瑏瑧在郁达夫的《忆鲁迅》里,"鲁迅的烟瘾,一向是很大的;在北京的时候,他吸的,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",瑏瑨在晦明的《四年前鲁迅在北平---在师大讲演的印象追记》里,"接着就狠命的吸美丽牌香烟,他喜欢吸烟"……而今再加上这篇董每戡佚作里的"爱神牌",可见鲁迅的确"对于烟的种类并不固定".
而这些熟悉或不甚熟悉的友人都可以看到鲁迅所吸香烟的品牌,可见郁达夫"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,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;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,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,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.他这脾气,一直到了上海,仍没有改过,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?
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,是什么牌"的回忆虽然形象,但要注意其中的"似乎""不晓"等语,鲁迅未必"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,是什么牌",也未必总是"怕麻烦".笔者还试图爬梳这种鲁迅吸过的"爱神牌"香烟的有关情况,结果所获极少,所见仅徐皐小说《吉普赛的诱惑》写到女主人公潘蕊给爱神牌的香烟做广告,另张行帆编《中国当代名人逸事》之《张道藩机警过人》末尾提及"张氏在重庆时每天只吃一包单价二百元的"邱必特"(爱神)牌香烟.张氏的节约,於此可见".只是不知此时过境迁之后这种"'邱必特'(爱神)牌"与鲁迅所吸的"爱神牌"是不是同一个香烟品牌.
三是可能纠正董每戡与鲁迅研究中的某些错漏.温州学者陈寿楠是《董每戡文集》与《董每戡集》的编者之一,为董每戡资料整理和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.《新文学史料》刊有陈先生的《董每戡在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二三事》一文.此文不仅回忆了"多年前,我在遍寻董每戡散失的佚文过程中,觅得董每戡于 1956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 20周年所写的《难忘的印象》一文(承蒙董苗先生赐寄),欣喜至极,奉为至宝"与"为了弄清、探究这个'记不得了'的确切名称,我曾时断时续,用心地多方查考,未果"的动人情景,而且根据《新文学史料》(1980年第 1期)"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"上的《冯雪峰谈左联》而"蓦然,茅塞顿开,喜出望外",而"据此,并经考证",得出"我认为董每戡文中所说'记不得了'的名称,当是冯文所指的'现代学艺讲习所'无疑"的结论.但在我们看来,《冯雪峰谈左联》一文虽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,但仅就此一则材料得出的结论仍有些可疑.而新发现的董每戡佚文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之中"记得在一个文学研究所里边同过事,他在那儿担任了两小时中国小说史,我担任了欧洲文艺思潮史,但该所不久停办",与《难忘的印象》的"当时'左联'办了一个'文学研究所'(名称是否这样?记不得了).在威海卫路,鲁迅先生要亲自出马教'中国小说史',我也担任了'欧洲文艺思想史'一课,满以为从此有机会可以和先生多接近,不料这个研究所办不到几个月就被巡捕房封掉,先生有否去上课,我都记不清楚了"可以形成有力的互证,而且 20年前的回忆对"文学研究所"这一左联组织的名称并无怀疑,仿佛记得很清楚.相对而言,董每戡1939年的回忆应该比 1956年的更为可靠,而董每戡对机构名称"文学研究所"、课程名称"中国小说史"与"欧洲文艺思想史"的回忆前后高度一致,只是近 20年后略有些犹疑,可见对这几个名称的记忆是相当深刻的.
然而,在"文学研究所"与'现代学艺讲习所'之间,只有两个字一样,更多的是不同,这就越发值得讨论了.《冯雪峰谈左联》中关于"现代学艺讲习所"的基本观点,来自 1974年 1月 30日致包子衍的书信,此前已有披露.关于"左联"办的这个组织的准确名称,还有另外一种说法.包子衍的《雪峰年谱》
1930年 9月谱文有"本月,受'左联'、'社联'委托与王学文创办'现代学艺讲习所'"的记载,但难能可贵地在引用雪峰的《自传》之后,还附了另一主事人王学文的《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》,称"'现代学艺研究所'的'负责人由组织指定我和冯雪峰".《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》写于 1979年 10月 14日,收入《左联回忆录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).王学文此前面世的《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》与《回忆"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"》,瑐琐也有相似的表达.陈早春等的《冯雪峰评传》也是同时列出两种说法,称"当《萌芽月刊》被迫停刊后,冯雪峰即在文委领导下代表'左联'去主持'暑期补习班'和'现代学艺讲习所'(一说'现代学艺研究所'),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".
同为左联组织的负责人,冯雪峰和王学文却提供了关于组织名称的两种说法,一为"现代学艺讲习所",一为"现代学艺研究所",到底是"讲习所",还是"研究所"呢?从董每戡的回忆看,在"文学研究所"与'现代学艺研究所'之间,无疑有更多的相似.我们似乎有理由据此"大胆假设"冯雪峰的"现代学艺讲习所"回忆有误,而王学文的"现代学艺研究所"才是正确的名称.当然,"大胆假设"之后,需要的是"小心求证",而求证的最好办法,还是求诸文献.查 1984年版《鲁迅年谱》,在 1930年 9月 15日谱文后的注释中,有"按:一九三○年十月十五日《红旗日报》第三版报道,该所名为'现代学艺研究所',系洪琛、鲁迅等办,共有学生八、九十人"一说.这则当年文献可以作为一条有力的佐证.但2005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与 2006年版《鲁迅日记》在注释鲁迅1930年 9月 13日日记"借学校六十"之"学校"时,又称"指'左联'和'社联'继'暑期补习班'后所办的'现代学艺讲习所'.设于威海卫路(今威海路),由冯雪峰、王学文负责.
创办未及两月,即于10月间被查封",瑐瑦似乎排除了"现代学艺研究所"的可能性.编辑者忽略 1984年《鲁迅年谱》的不同看法之因由虽未见披露,但笔者推测可能是认为仅《红旗日报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.即使补充了另一个当事人董每戡的回忆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可能也不足以说明问题,还需要更多的当年史料.稍作努力,就有收获,而且都和另一当事者洪深有关.比如"原载《中央日报·戏剧运动》第 3、4、9、10号,1931年 4月10、19日,5月 22、29日"的马彦详长文《洪深论》多次提及"现代学艺研究所",而没有"现代学艺讲习所";瑐瑧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另一社刊《生活》第 6卷第 10期之《每周大事记》有两则关于洪深的报道,一是《洪深教授被拘》,一是《续讯》(临时加入的消息),后者第一句话就是"洪深因友人田汉等去夏组织现代学艺研究所,被拉任所长,该所旋经当局封闭,近汉口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处忽以该所秘密训练共党,告洪有反动嫌疑,遂由法院拘提,洪闻讯延律师投案自首",而前者"据廿四日《大陆报》载"披露的洪深被拘时间是"廿三日下午".
接下来《生活》第6卷第 11期之"小言论"栏刊发的第一则言论就是韬奋的《为洪深君被拘事感言》,此文引用"洪君对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官之供词",谓"去夏田汉数友人欲组织一现代学艺研究所,叫我担任所长,以为号召,吾因情面难却,允之".不论是《每周大事记》中的消息,还是"小言论"中引用,都是称"现代学艺研究所".如果仅有《生活》这样的进步刊物还不够,那么我们还可以举出鲁迅《〈伪自由书〉后记》批评过的《社会新闻》为例.费友文主编,周柏廷发行的《社会新闻》第 12卷第 4期(1935年 8月 1日出版)"现代史料及人物印象"栏,有署名"瑛"的《共产党所办学艺研究所》,对"学艺研究所"介绍颇详,诸如招生、教职员与学生组成、办《学艺周刊》和壁报、"经常请人来所演讲,如鲁迅陈望道这辈足资号召的人物"、被查封等都有涉及.这"学艺研究所"应当就是"现代学艺研究所".虽然鲁迅曾批评《社会新闻》"但手段巧妙得远了,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,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",瑑瑡虽然论文持反共立场,但关于组织名称等基本史实应该还是可资参考.也就是说,组织名称是"学艺研究所",而不是"学艺讲习所",冯雪峰可能出现了记忆偏差.有意思的是,除了组织名称的差异外,冯雪峰和王学文回忆的"现代学艺研究所"地址也不同,《冯雪峰谈左联》称暑期补习班的"地址在法租界环龙路",现代学艺讲习所的"地址是在公共租界 (即英租界)威海卫路";瑑瑢《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》说"文艺暑期补习班在法租界环龙路(今南昌路)","在爱文义路(今北京西路)办了现代学艺研究所".参照董每戡的佚文与前述《共产党所办学艺研究所》,冯雪峰回忆的地址应该是准确的,而王学文则出现了失误.当事人的回忆固然是重要的史料来源,但有时难免失误,使用时不可不慎,需要参照多种文献进行必要的辨析.
据此,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,董每戡《难忘的印象》一文中的"当时左联办了一个'文学研究所'(名称是否这样?记不得了)"与佚作《鲁迅先生死了吗?》中的"记得在一个文学研究所里边同过事"的准确名称应该都是"现代学艺研究所",地址在威海卫路.当然,有的学者事实上已经明确支持了王学文回忆的"现代学艺研究所"而扬弃了冯雪峰回忆的"现代学艺讲习所",只是没有说明取舍的依据与判断的过程.比如姚辛的《左联史》第二章《在红色巨潮中诞生》之第三节"左联初创期的重要活动与事件"的第十四小节,也是最后一小节之标题就是"举办'文艺暑期补习班'和'现代学艺研究所'".如果我们的结论可以成立,那么不仅董每戡两次提及的"文学研究所"的准确名称清楚了,而且《鲁迅全集》《鲁迅日记》等相关资料的注释也有必要进行修正.
此外,《新新新闻旬刊》还刊发有董每戡作品数种,对《董每戡集》有重要的补遗之功.比如剧本《最后的吼声》虽然已收入《董每戡集》,并附"《最后的吼声》版本一览",列出 1949年以前的版本 3种,这是很好的做法,但是还是遗漏了最值得注意的初刊本---1939年 11月 1日 2卷 13期《新新新闻旬刊》刊发的版本;再如 1939年 7月 11日2卷 1-2期合刊的《双七节》、1940年 9月11日3卷8期的《双十戏剧节忆语》、1940年12月 1日 3卷 15-16期合刊的《鼠》等,都是没有收入而有理由收入《董每戡集》的集外佚作,值得董每戡研究者与学界关注.
注 释:
① 商金林:《序一》,见程振兴:《鲁迅纪念研究1936-1949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(下同),第 2页.
② 王得后:《序二》,见程振兴:《鲁迅纪念研究1936-1949》,第 4页.
③ 陈平原:《序》,见陈寿楠、朱树人、董苗编:《董每戡集》第一卷,岳麓书社 2011年版(下同),第 19页.
④ 陈子善:《序》,见郑绩:《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》,海豚出版社 2014年版(下同),第ⅲ页.
⑤ 郑绩:《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》,第 173页.
⑥ 叶长海:《序》,见马必胜:《南戏乡亲董每戡传》,岳麓书社 2015年版,第 1页.
⑦ 通作"椭圆".
⑧ 此处疑脱一逗号.
⑨ 应为"像",或因形近而误.
⑩ 刘增人、刘泉、王今晖:《1872-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》(2),青岛出版社 2015年版,第 1063页,又见《1872-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》(4),青岛出版社 2015年版,第3319页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