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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粟特人的“得悉神”信仰

添加时间:2016/11/15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公元前623年渠谀(粟弋、粟特)西迁阿姆河流域。他们带去了昆仑山(以日月纹象征)及西王母崇拜。西王母译称“夜摩”“西雅乌施”.得悉神就是西王母神。
以下为本篇论文正文:
  [摘要]公元前623年渠谀(粟弋、粟特)西迁阿姆河流域。他们带去了昆仑山(以日月纹象征)及西王母崇拜。西王母译称“夜摩”“西雅乌施”.得悉神就是西王母神。
  
  [关键词]粟特人;得悉神;西王母
  
  学术界关于粟特人的“得悉神”信仰,已经讨论了很久。但是,“得悉神”到底是什么神,仍不得其解[1](W.B.Henning)则明确指出“得悉神”可能是火祆教的“星辰雨水之神”[2],似乎仍值得怀疑。
  
  关于“得悉神”的主要史料有三条:
  
  1.《隋书·西域传》曹国条云:“国中有得悉神,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,其神有金人焉。金破罗阔丈有五尺,高下相称。每日以驼五头、马十匹、羊一百口祭之。常有千人食之不尽。”
  
  2.《新唐书·康国传》西曹国条云:“隋时曹国也。……东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,国人事之。有金器具,款其左曰:‘汉时天子所赐。’”
  
  3.近年,新疆焉耆七星乡出土一件银碗。碗沿上刻粟特铭文。经西姆斯·威廉姆斯释读,有“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”之句。并指出这是一位女神[3].
  
 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,可知“得悉神”有如下性质:
  
  1.信仰地域在今咸海(“西海”)以东的锡尔河、阿姆河流域;
  
  2.信仰群众主要是粟特各部(中心在今乌兹别克斯坦);
  
  3.得悉神是一位大神,杀生血祭祭祀十分隆重;
  
  4.得悉神有造像---“金人”(鎏金铜像);
  
  5.得悉神是一位女神;
  
  6.祭祀得悉神的器具证明,祭祀时可以杀牲口、用酒;
  
  7.祭祀器具还说明一件重要史实,汉朝皇帝也信仰得悉神,所以为祭祀赐以“金器具”.
  
  从上述七条分析,首先可以肯定,得悉神不是火祆教神只。因为粟特人“祆祠”中没有发现神像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卷10记载“乌浒河中滩有火祆祠,相传祆祠本自波斯国,乘神通来此,常见灵异,因立祆祠,内无像。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,檐向西,人向东礼”.新疆阿拉沟等地的考古资料也证明,只发现了火祆教祭坛、祭祀器,没有发现过神像。其次,火祆教是反对滥杀家畜和血祭的(《阿吠斯陀》之《伽泰》)。
  
  更重要的是汉朝皇帝是禁止火祆教的。因为“天神”阿胡拉·玛兹达能够授予君权。因此,汉朝皇帝不可能为火祆教神灵赐以器具[4].但是,汉朝皇帝崇奉西王母,则见于《旧汉仪》(《太平御览·礼仪部》引)。
  
  当然,得悉神更不可能是佛教神只。杀生血祭、酒祭,都是佛教绝对禁止的。
  
  那么,得悉神究竟是何方神圣?我们研究的结论:她---得悉神就是源自昆仑山的西王母神。我们已经证明,原居于昆仑山地区、张掖黑河畔的昭武九姓胡---古称“渠谀”.公元前623年秦穆公军事扩张,打击西戎王(大夏)各国(部族)。大夏国从洮河、大夏河西迁至新疆南部称吐火罗;析支国从黄河河首西迁至新疆和田称于阗;织皮国从青海东南部西迁,散布西藏北部、西部及新疆东南部,称苏毗。原居于兰州、榆中周围的大月氏国(驹支、禺氏),逃往昆仑山区(今祁连山),赶走了“渠谀”(粟弋,粟特,昭武九姓胡)。“渠谀”西迁到中亚。近年,有学者说大月氏故乡在新疆哈密北部的巴里坤山;还有外国学者说大月氏是斯基泰人,故乡在南西伯利亚等等,都是错误的。
  
  昆仑山是西戎语,意为“日月山”.但是,有学者说:“昆仑是汉语中最早的印欧语借词”;还有学者说:昆仑是“干阑”的古音,没有意思。昆仑山是西王母部根基。西王母祭祀文化是西戎各部的共同信仰(拙着《探究昆仑邦国与大夏诸国西迁》,内刊)。西王母也成为羌、戎、匈奴(冒顿单于起)、汉、吐谷浑、党项、藏、纳西、彝、土等等各民族崇拜的大神[5].“渠谀”举族西迁,带去了西戎文化---例如,象征祖居地和天堂的昆仑山的“日月合璧纹”(往往被错误认为是波斯纹样星月纹),是粟特人灵魂的最后归宿,通过天门,进入了天国(参阅巫山图、花剌子模图)。西王母神是昆仑山的大神;三角城平面(如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亚布古城、考科特佩古城)等等;西王母神在中亚,学者译称“西雅乌施”,在大夏译称“夜摩”,这显然是西戎语“咸野嫫”的译音。比鲁尼(973-1048)《编年史》还把“西雅乌施”作为花剌子模建国的开始[6].比鲁尼计算的这年是公元前1198年。我们推测西王母神到中亚是公元前623年即“西雅乌施(咸野嫫)”女神,后来演化为“娜娜女神”,头戴波斯王冠,由骑虎变为骑狮子。
  
  需要澄清的是,琐罗亚斯德(前628-前551年)在波斯东南部创立的火祆教,萨珊朝以前,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传播开。粟特人到中亚以后(前623年以后),当然保持着传统的西王母神信仰。后来,他们虽然接受了火祆教,但是,《中亚塔吉克史》作者加富罗夫指出“粟特人的拜火教和当时伊朗萨桑王朝典型的拜火教有很大差别。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的部分(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---太阳和月亮)”[7].
  
  西王母的西戎语,称“悉(咸)野嫫”.“悉”即“咸”,大巫也。“得悉神”就是“大悉(西)神”也。自西汉起,西王母即有大量的造像(包括匈奴休屠王的祭天“金人”);穆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,可见西王母饮酒。
  
  祭祀西王母神及“琼”(大鹏鸟)等等,需要血祭、燎祭等等。在西藏日土县任姆栋岩画上,就有用125只羊血祭的场景[8].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《高昌章和五年(535)取牛羊供祀帐》中,供祀的神灵有:风伯、树石、清山神、丁谷天、谷里、大坞阿摩等等。这里供奉的诸神,显然既不是佛教的,也不是火祆教的。他们是“西王母祭祀系统”的神并融合了道教(风伯、树石、清山神、丁谷天、谷里)。其中,丁谷天,也写作丁公天,指天帝之下有六丁神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就记载汲郡修武县祭祀有“丁公神”.“清山神”,应该是祁连山神。“谷里”可能是“昆仑”的变音,日月神也。“大坞阿摩”是什么神?我们认为,“阿摩”或写作“耶嫫”“於摩”,西戎语西王母也。“大坞”即大巫,汉音也。所以,大坞阿摩就是大巫西王母神。简称大西神---“得悉神”也。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出土了一件小型女神陶像,女神头上戴冠,戴耳环,下身穿虎皮裙。左手持三叉棍,右手提兽头状物,立于老虎前(公元5、6世纪)。关于西王母的图像学显示,这就是“得悉神”像。
  
  有学者把“大坞阿摩”神解释是粟特语Addag,即火祆教的阿胡拉·玛兹达。这是错误的。第一,粟特语Addag与“大坞阿摩”并不对应,只能译成大神;第二,这份《供祀帐》上没有一个火祆教神只。不作深入研究,处处套用火祆教,不可取也。
  
 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,公元前623年开始西迁的西戎五大部(大夏、析支、织皮、渠谀、大月氏),都带去了西王母祭祀文化(西藏学者称为“笃苯”)。公元前3世纪,象雄国布德贡甲大王西征,占领了印度河中、上游、兴都库什山以北至帕米尔高原的辽阔地区。他们吸收了“恰菲儿人”外道,辛饶米沃且把西王母祭祀文化改造成“恰苯”(Bot),进一步传播了苯教文化[9].
  
  《汉书·西域传》说,子合国、蒲犁国、依耐国、无雷国等等“皆西夜类也”.“西夜”就是“西戎”的异译。所以接下来说“西夜与胡异,其种类羌氐行国”.公元73年,班超在于阗国,巫师要求杀马祭神的故事,就是西王母祭祀文化的例子。有学者据此证明于阗没有佛教,实乃片面之词。两种宗教并存是常有的现象。《法显传》记载的子合国西边的“於摩国”,显然是“王母国”.由大夏、大月氏组成的贵霜帝国信仰的一位大神-“夜摩”(Yama),西方学者不知是何方神圣[10].其实“夜摩”“於摩”,就是西王母神。贵霜之“翕侯”,就是西戎人的“王侯”,汉音记录成“叶护”(拙着《说“王”》,待刊)。《三国志·乌丸等传》引《西戎传》云:“今虽都统于郡国,然故自有王侯。”《新唐书·吐火罗传》云“其王号叶护”.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(古代女国)出土公元3世纪的织锦上,就有“羌王”“王侯”四字[11].
  
  参考文献
 
  [1]相关研究可参见白鸟库吉:《粟特国考》,《西域史研究》(下),东京:岩波书店,1981年,第78页。
  [2]W.B.Henning,A Sogdian god,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la and African StudiesXXVIII-2,1945,pp.252-253.
  [3]林梅村:《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》,《文物》1997年第9期,第56-57页;蔡鸿生: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8年,第11页。
  [4]温玉成:《“天神”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史料》,《龟兹学研究》第四辑,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66-69页。
  [5]温玉成:《匈奴休屠王“祭天金人”考》,《大众考古》2016年第1期。
  [6]B.A.Litvinsky(ed.),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Central Asia,Vol.III,Delhi: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,1999,pp.222-223;[俄]李特文斯基主编:《中亚文明史》第3卷,北京: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2003年,第186页。
  [7][苏]Б。Г。加富罗夫着,肖之兴译:《中亚塔吉克史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5年,第121页。
  [8]桑地:《高原重要的岩画点独特信息的传达》,《西藏人文地理》2010年9月号。
  [9]温玉成:《对甘孜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古调查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3年第3期。
  [10]Janos Harmatta(ed.),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Central Asia,Vol.II,Delhi: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,Delhi,1999,p.315;[匈牙利]雅诺什·哈尔马塔主编:《中亚文明史》第2卷,北京: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,2002年,第246页。
  [11]金书波:《从象雄走来》,拉萨:西藏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8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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